但是，司法解释的实践却一直延续至今。
如前文所述，从人大与一府一委两院关系的维度来看，监督是单向，而非双向，有别于一些西方国家中的制衡机制(checks and balances)。《立法法》进一步将最重要的立法事项保留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82]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2004年8月23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6年第7期，第547页。[37]尽管该论断并不具有宪法规范基础，但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权应受到人大法律监督权的影响、甚至约束应无争议。[31]至此，重要事务的立法管辖权陆续回归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例如，全国人大无权撤销其认为违反宪法、法律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作者简介：林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同时，三峡工程决议也是迄今为止全国人大为工程项目所做的唯一一次表决。禁止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兼任同级一府一委两院职务也是为了避免职能混同。笔者拟在形式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溯民族地区刑事和解的实质特征和意义。
英国人权哲学家A.J.M．米尔恩指出，有某些权利，尊重它们，是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的要求，低限标准根植于某种社会生活本身的道德要求，无论它采取何种特定形式，低限标准在事实上能够适用于一切文化和文明，不管文化之间有何种差异性。在此过程中，司法者对制定法近乎苛刻，乃至背离本意的解释显系基于一种确信，即立法者‘往往把法律改得更糟，而司法者的任务是把立法者干预的害处尽可能加以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具有保守倾向的英国法官运用上述原则来限制和阻挠他们认为不合自己口味的现代社会立法，这是公开的。[8][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笔者参加的课题组曾做过调查，在彝族聚居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各自治县，如布拖县、昭觉县、普格县、越西县等地，民间私了或民间调处至今仍然是解决民间侵权纠纷的主要手段，这之中当然包括了由民间纠纷引发的犯罪案件。
这一习俗和我国统一的刑法规范是格格不入的。从地方的实践出发，为本地建立良好秩序的实际需要，也和法社会学兴起、法现实主义运动发展背景下恢复性司法理念与实践不谋而合。
历史上，我国经济总体落后，各民族之间经济往来稀少，因而各民族习惯法得以独立发展，呈现不同特点。笔者将之与少数民族地区刑事和解实践模式进行对比，发现其所界定的判断型和教化型模型与笔者前文所述的刑事和解白色模式极为相似，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纠纷解决的主导者一致努力或尽力去发现法律上正确的解决。笔者认为，要建立健全民族地区刑事和解制度，使之朝良性方向发展，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民族涉刑习惯法的发现与整理工作。以昭觉县为例，2007年至2010年的四年间，全县审理刑事案件共351件，这其中多数是涉毒案件，涉及侵权纠纷的刑事案件屈指可数，这说明，大部分刑事案件都规避了现代法律制度，走了私了这种和解途径了。
从宏观理念角度说，它和近现代法律现实主义法学思潮的发展流变与现实法律文化多元语境是并行不悖的。从实质上说，它属于正式司法裁判的异化形式，与正式司法裁判本质上并无二致。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角度讲，刑事和解实践的黑色模式和灰色模式属于社会学范畴，社会学领域问题应该通过社会学方法来解决。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就读该计划的研究生在参加法学专业学习之前，必须参加为期一年的民族理论集中学习与培训。
此次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主要针对刑事和解的两个重要问题进行，一是关于刑事和解案件的适用范围问题，[22]二是关于刑事和解的主持机关和程序操作问题。在活佛和中间人的主持下，经两天的协商，双方同意尼某亲属赔偿罗某亲属15万元，赔偿时间为一年，并对是否追究刑事责任也达成协议。
从实际立法来看，即使是在专门旨在保障民族习惯法等少数民族固有方式的《1989年土著和部落民族公约》中也对基本人权保障作出了一些适当的保留。不仅如此，低限标准更不排斥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相反，它以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为前提。
[24]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提出的交涉型模式和治疗型模式实践主要倾向于以民族涉刑习惯法为法源，判断型与教化型模式实践则倾向于以国家制定法为法源。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文化的割裂与封闭，刑事纠纷解决的实践则更游离于大一统的国家现代法律，而依赖形形色色的各类民族涉刑习惯。[7]作为法律人，其在刑事和解领域能够做的，并且可能做到的就是通过构建和实施合理的刑事和解制度，尽最大可能去引导刑事和解实践的良性发展。[13] 恢复性司法理念及实践产生之初就形成和存在两种模式并存格局，一种是与正统司法体系形成对立，在现行司法体制外独立运作的模式。石某的父母只好屈服，答应私了，双方最后以6000元赔偿费达成协议。其次，刑事和解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使得刑事和解的立法困难重重。
这些灰色或黑色和解（如纵容强奸），背离了社会的良性发展，不利于民族地区法治进步。因此，按各民族人口（即种群）或区域分布，在实体法上制定刑法变通规则、在程序法上制定刑事案件和解范围与和解程序规则的尝试是相当不明智的，因为仅对这些分散于民族地区的涉刑习惯进行梳理概括，就足以构成一项卷帙浩繁的工作，其不应成为立法的规范对象。
对这些传统涉刑习惯法进行梳理，会发现它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领域：1．婚姻家庭关系领域。[26]但是假如我们认同米尔恩的看法，把生命权视为人类共同拥有的最低限度的基本权利，那笔者前文举出的藏族地区赔命价习惯法和赔命价的刑事和解社会实践，就应该重新对之做一番审视了。
各少数民族族群的聚居和他们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相对隔离，造就了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二是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23]关于刑事和解的主持机关，该法典规定了当事人刑事和解主要由公安机关、检察院或法院主持进行。
罗某的后事处理完毕后，尼某未去投案自首，导致罗、尼两家的关系持续恶化。[6]刑事和解的白色模式，即官方主导模式，是指由官方某一机构作为主体，按照法律、法规既定的规则，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来主导控辩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最终处理案件的方式。但随着经济进步，特别是近30年经济高速发展，各民族之间交流空前深入，法律文化的融合也不断加深，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融合性则占据了主导地位。[4]（2）形式上民间消化加官方追认、实质上社会治疗型模式。
在离门口五米左右的地方，罗某被尼某用刀刺中，当场死亡。此模式更深层次的合法性只能从司法能动性和法律的活法性方面进行解读。
[21] 基于以上原因，在少数民族地区刑事纠纷解决机制方面，我国目前鲜有针对性的立法出台。但这种差异性与多样性并不能否定人类共同体中普遍存在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即基本人权问题。
女方父母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请求寨中主事的长辈前往男方家中交涉，要求石某赔偿女方10000元。可以预见，只要民族涉刑习惯法或习俗存在，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的刑事和解实践，过去会、现在或者将来也必然会游离于现行的国家制定法。
女方则为了附和传统仪式存在着内心同意、表面反抗的做法，但这并不能完全排除抢婚模式中构成强奸罪的可能性。实体权利与义务的冲突一般由上述第三领域的习惯法进行调处。[16]如日本学者千叶正士在其所著《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一书中即阐明了这一观点。但在程序法领域，对于民族地区刑事纠纷解决多元化机制，刑事诉讼法未有规定，这导致了民族涉刑习惯与现代基本法律格格不入的情状。
（2）司法人员调解模式。而他所谈及的交涉型和治疗型模型则又与笔者前文所述的黑色模式和灰色模式类似，比如前文所举的藏族地区尼某杀害罗某案，最终依据藏族地区赔命价习惯法解决，这基本属于典型的民间消化，官方追认模式
受此影响，在2011年4月22日提交国会的《信息公开法修正案》中，在原有第5条本文（当有人申请行政文书公开时行政机关负有公开义务）的基础上，追加了但书条款：但当该申请相当于权利滥用、有违公共秩序或者良好风俗等时，不在此限。究其原因，第一，起因于行政法规的制定方法。
有关该团体近年活动的详情，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参阅杉本裕明『社会を変えた情報公開―ドキュメント・市民オンブズマン』（共栄書房、2016年）。[21] 顺便说明一下，在《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制定之际，虽然也有意见主张应该采纳地方自治体的做法不征收公开申请手续费，但最后还是规定，公开申请人在申请阶段，依政令必须缴纳政令所定金额的公开申请手续费（第16条第1款）。
